在一定意义上，民营经济因其产权制度创新、确立排他性产权和灵活的经营机制，其物质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组织的交易效率较高，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因而，民营机制是内生增长机制的重要决定因素，民营化程度愈高，内生增长机制愈强，进一步说，民营化程度差异正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苏浙闽粤地区与西部地区间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

　　城乡一体化

　　与民营经济发展互动

　　毋庸讳言，通过深化国有经济改革，发展起国有经济的自生能力，也可以增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增长动力。但是，由于历史的、政策的和社会的诸多因素的牵制，国有经济积重难返，因而，试图依赖国有经济的改革发展构建起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增长机制，势必会因成本太高而事倍功半。因此，在市场导向和推动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民营经济挟渐进式增量改革中与国有经济的生产率竞赛已占鳌头之风，加之其较低的创业门槛、就业门槛、灵活的薪酬机制与约束硬化的经营方式，成为撬动城乡一体化持续发展的重要的支点和主要动力。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看到，以市场导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方式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可以将外部效应内部化。也就是说，当农民摆脱单纯的农业土地劳作及其收入方式的束缚，兴办企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或农业、或工业、或商业等多种劳动及其经营活动，改变劳动和生产生活方式、分享了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发展的成果，收入得到提高，福利得以增进，那么，城乡发展中的“回波效应”自然就会逐渐地弱化，城乡协调发展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当然，城乡一体化和城镇的发展，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及其市场一体化下，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资源的流动和聚集，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土壤和经营环境，有利于民营经济的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不断增强民营经济的竞争力。可见，城乡一体化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客观上就存在着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